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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诗句-易彬:诗艺、时代与自我形象的演进

三 诗句

易彬:诗艺、时代与自我形象的演进

诗艺、时代与自我形象的演进
——编年汇校视域下的穆旦前期诗歌研究
文/易彬
内容摘要:穆旦是一位对写作反复进行修改的诗人——或可归入最勤于修改的作者之列。对于穆旦诗歌所展开的编年汇校工作,应和了日益兴盛的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知识理念和作家作品校勘、特别是汇校层面的工作实践。通过审定穆旦前期诗歌的编年问题,对其中繁复的异文进行细致校读,穆旦的个人写作史、文本演变史以及个人写作与时代语境的复杂关联均能得到充分的呈现。藉此,也可以见出作品编年与汇校所具有的效应远非仅仅止于一般层面的文献整理,它能全面触及文献整理层面的一系列内容,也完全可能容纳更广泛的研究内涵,现代文学文献学本身也是一种切实有效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方法,以文献学的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研究,不仅能带动文本整理的精确化,亦将带来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的更新。
关键词:穆旦前期诗歌;汇校;文本演变;文献整理
基金项目: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异文汇校、集成及文本演变史研究》(编号17ZDA279)的阶段性成果。
穆旦是一个对写作反复进行修改的诗人——或可归入现代中国最勤于修改的作者之列。目前所见穆旦诗歌的总数约为156首[1],存在异文的诗歌超过130首,异文总数超过1600条——这只是新近出版的《穆旦诗编年汇校》[2]注释条目的统计结果,实际情况当远大于此,因为一条异文的注释之中往往包含了多个同类项(即涉及多个版本),而且几首改动特别大、近乎重写的作品尚不在其列,所涉范围之广、版本状况之复杂均可见一斑。
繁复的汇校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校读工作成果。此前,我已经完成穆旦晚年诗歌汇校的校读工作[3],本篇以穆旦前期诗歌汇校为基础,将兼及作家文献整理中的若干问题;同时,本文亦将努力揭示出编年与汇校的效应并不止于文献的整理,而是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一、穆旦前期诗歌的版本谱系、异文概况与编年问题
穆旦诗中的大量异文,有的仅仅是标点符号、语法使用或字词的变动,有的则是标题、短语、诗行、章节乃至诗歌形式的改变,有几首诗从初版到再版甚至几乎是重写。从文献学角度看,所有异文均可纳入考察范围之中。单一的、细微的异文或许并不至于造成理解上的误差,但整体视之,繁多的异动显然蕴涵了诗人美学立场或人生经验的某些重要的变化轨迹,也关涉到时代语境的某些侧面。
1.版本谱系[4]
对作品汇校而言,尽可能齐全地搜集、汇校其作品的各类版本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从目前情势来看,穆旦前期诗歌版本主要是发表本和出版本。发表本从最初的《南开高中学生》《清华副刊》《清华周刊》,到各版《大公报》《文聚》《文艺复兴》《益世报》《中国新诗》《诗星火》等,总数超过了40种。出版本有4种,其中3种为生前公开出版,即1945年文聚社的《探险队》、1947年于沈阳自印的《穆旦诗集》和1948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旗》。另一种为当时大致编定但迟至2010年方才出版的《穆旦自选诗集》(天津人民出版社)。从所录篇目来看,《探险队》录1937-1941年间诗歌24首,有15首收录到《穆旦诗集》中。《穆旦诗集》录1939-1945年间诗歌58首,又有22首收录到《旗》——该集共录1941-1945年间诗歌25首,仅有3首为新增作品。《穆旦自选诗集》则是涵括了1937年11月的《野兽》至1948年间的大部分诗作。前3种诗集由穆旦本人编定出版,自是可靠的版本谱系,但严格说来,由家属整理完成的《穆旦自选诗集》已非穆旦本人全部旨意的体现——诗集原稿是由穆旦“手抄或由书报杂志所刊登他的诗作剪贴而成”[5],据此,手抄稿或可认为是穆旦的改定稿,但发表稿的相关剪报则显然还不能同等对待。

三 诗句(网络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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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本和出版本之外,由后世学者辑订的《穆旦诗文集》虽然其版本原则受到异议[6],但终归包含了改定稿、新材料等方面的信息,也值得列入;其他的版本还有手稿数种、选本1种、书信本几种。选本的情况后文将专门涉及,书信本的情形比较简单,即晚年多封书信涉及前期诗歌《还原作用》;手稿本的情况原本是比较复杂的,从目前的情形看,穆旦前期诗歌手稿除了《穆旦自选诗集》的底本外,可能只有杨苡、曾淑昭等友人保存的数种;晚年诗歌都是据手稿整理,应有完整的手稿本。这些原本都是非常重要的版本、且具有一定的数量,但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笔者所掌握的手稿资料有限,这对穆旦诗歌的版本状况虽不致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终究是有不够完善之处。研究者总会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这也可说是一例吧。
2.异文概况
以穆旦本人所编订诗集的出版为主要参照,结合诗集所录作品时限、实际的政治时段以及穆旦本人的写作境遇,可大致将穆旦的诗歌写作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7年11月所作《野兽》为穆旦的第一部诗集《探险队》的篇首之作,以此为界,之前诗歌均未入集,且未再次发表。
第二阶段:从《野兽》至1948年间的作品,往往不止一个发表本,且大部分曾入集。
第三阶段:1957年发表的9首诗歌,穆旦生前未入集,且均未再次发表。
第四阶段:1975-1976年间的诗歌,均是穆旦身后发表和入集的,有手稿本、书信本、发表本以及最终整理本等不同形态。
很显然,修改的重心在于第二阶段的诗歌。每次重新发表或结集之际,穆旦都会对写作进行或显或微的修订,这使得相当一部分诗歌存在3个或更多版本。此一阶段穆旦诗歌约为110首,仅有《园》《风沙行》等10首不存在异文。第一阶段的诗作未被穆旦收入任何一部诗集,可见成年穆旦对于这些“少作”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即摒弃不录。不过比照发表本与通行本,却还是有着不少文字差异。后两个阶段的作品产生于特殊时代,穆旦本人又较早去世,不存在较多修改也属正常,饶是如此,也还是出现了《冬》《停电之后》这般突出的修改事实。本文将第一、二阶段合称为前期,固然有美学的和政治的含义,即以新中国成立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为界限来划分;也是基于文献学视角,即作者对于写作的修改程度,以及作品本身所呈现出来的复杂版本状况。基于上述情势,可以认为穆旦诗歌之所以会出现众多版本与异文,主要肇因于穆旦对于诗歌的反复修改,也即,诗歌的版本状况主要跟穆旦本人的修改意志有关,是由穆旦本人的意志所主导的。当然,后文的讨论也将显示穆旦诗歌的版本问题并不止于此。

三 诗句(网络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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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附带指出的是,穆旦对翻译也多有修改,其中也不乏复杂之处。妻子周与良在整理穆旦遗译时多次谈到修改的情况,如指出1983年版普希金《欧根

三 诗句(网络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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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处理方式或有可议之处:(1)看起来,《ToMargaret》中的各章或为独立的诗篇,或是其他诗中不可拆除的章节,而作品本身又并未发表,只见于书信场合,将未见刊的一章单独抽出,予以适当说明,是唯一的、也是合理的处理方式。(2)“存目”的方式虽是兼顾了两次发表的情况,但诗歌之权属终究显得杂糅不清,不便于阅读,也会妨碍阐释。实际上,从《穆旦自选诗集》来看,穆旦本人对此应是有过考虑,可能是倾向于将《时感》与《饥饿的中国》分开,即《时感四首》仅仅保留其第1章,题作《时感》《饥饿的中国》则如《文学杂志》版的样式,列出7章。何谓“倾向于”呢?从《穆旦自选诗集》的目录页上可以看到,《时感》这一诗题之上有“可不要”的字样。相较而言,基于独立成诗的原则,《穆旦诗编年汇校》依《穆旦自选诗集》,单列《时感》,而将《时感四首》的后3节列入《饥饿的中国》《时感四首》则不另列出。(3)《冬》的情形不尽相同,其间不涉及与其他诗篇重合的情形,也不涉及发表的问题,但从当时的材料来看,穆旦曾给杜运燮、江瑞熙、董言声、杨苡等人抄录此诗,但均只有一章或两章,从未有过四章全部抄录的情形。穆旦晚年作品都是由家属整理发表的,首次刊发于《诗刊》(1980年第2期)时即为四章合刊,这么处理一定有某种确切的理由,但结合诗歌本身的结构以及相关书信来看,也未必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实际上,《冬》的修改是穆旦晚年写作中的重要事件,相关讨论集中在第一章,与后三章基本上没有关联。
除了上述三首(组)外,《祈神二章》(初题为《合唱二章》)与长诗《隐现》有重合的现象,也可说是存在权属问题,相关情形随后再讨论。
4.编年问题
统观穆旦的全部写作,大部分作品均明确标注了具体写作日期,便于编年。此一工作基本上已由1996年版《穆旦诗全集》完成,《穆旦诗文集》虽非编年体,也在编年问题上有所精进,且后出两版对此前的一些错漏均有所订正。但总体来看,仍有少量编年不够精确的例子,有必要重新处理。
大致说来,导致编年不精确的因素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因为文献的隐没而导致编年失误的现象。典型例子即长诗《隐现》。最初是根据天津版《大公报

三 诗句(网络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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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收入1996年版《穆旦诗全集》的散文诗《梦》的编年问题涉及刊物的状况。这是南开中学时期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署名“穆旦”的作品,刊发于《南开高中学生》时署“十六、十二月晚”,未署年份。现行穆旦诗文集将刊物信息署为“1934年秋季第4、5合期”,一般研究也将其认定为1934年底的作品。但细致检索原刊可发现,作为中学校园刊物,每个新学期伊始,出版干事会职员就会有所变动,人事变动、编辑的非专业性以及其他一些现实因素(如稿源不足),事实上使得《南开高中学生》存在不少出版延期、期号标识不明等现象。实际上,该刊为第1卷第4、5期合刊,而第1卷为1933年下半年开始出版,因此《梦》当是1933年12月16日所作。新文学版本学家业已指出,书刊的版本信息多有复杂之处,实物和版权页有必要仔细甄别[12],此即一例也。
一类是诗末所署写作时间存在变更,即不同版本所署写作时间有差异,包括《童年》《在旷野上》《智慧的来临》《给后方的朋友》《旗》《城市的舞》《诗》《绅士和淑女》等。如《童年》,初刊本和手稿本均署“一九四零,一月”,初版本未署日期,《穆旦自选诗集》本和诗文集本署“一九三九,十月”;《智慧的来临》的初刊本署“一九四一,一月”,初版本署“一九四一,一月”,《穆旦自选诗集》本和诗文集本署“一九四零,十一月”;《城市的舞》《诗》《绅士和淑女》初刊于《中国新诗》时,均未署写作时间,稍后编订的《穆旦自选诗集》《城市的舞》署“一九四八,八月”,另两首署“一九四八,八月”;诗文集本一律署为“一九四八,四月”。[13]上述各诗的不同版本,所署时间有一到数月的差距。
还有一类是未署写作时间、且无旁证可以确断写作时间的诗歌,如《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祭》《窗——寄日后方某女士》《悲观论者的画像》《华参先生的疲倦》《伤害》《活下去》《云》等。其中,前两首同以1938年从长沙到昆明的步行迁徙经历为写作对象,刊载于1940年10月重庆版《大公报》,从穆旦当时的发表情况来看,此前各版《大公报》已刊登其数首诗歌,表明其已有一定的发表渠道,这两首诗歌的写作时间很可能已是1940年中段。这番推断看起来有其合理之处,但终归也缺乏确切的证据。
对于这几类诗歌,第一类自是可依据新的材料来重新编年。更多情形处理起来则有些棘手,盖因无确证而只能寻求某种策略。对于第二类作品,考虑到穆旦作品的发表周期往往并不长,更早时期的发表本所负载的时间信息应更为准确,因此可依据初刊本或初版本所标注的时间来编年,而将后出信息作为备注参考。如《童年》,即可从初刊本,认定为1940年1月。对于第三类作品,穆旦生前出版的三部诗集的编排或可参照。三部诗集特别是《探险队》,大致是按照写作时间先后顺序进行编排,部分无法确定具体写作时间的作品可以参照诗集的编排顺序而做出细微的调整——编年体《穆旦诗全集》并未完全遵照此一顺序,又未给出确切的编排理由,由此造成了一些不够精确之处。如曾收入《探险队》的《祭》,诗末未署写作时间,《穆旦诗全集》编入1939年,但《探险队》将其排在《童年》之后,本书既确定《童年》作于1940年1月,故将《祭》编入1940年,并排在《童年》之后。其他的如《鼠穴》《夜晚的告别》等诗编排顺序的调换也是基于同一理由。至于部分同期发表、但所署时间相同的,或者在某些刊物同时发表、但并没有明确标明写作时间的作品,如《一棵老树》(《文聚丛刊》第1卷第5、6期)所载《自然底梦》等3首诗、天津版《益世报》3次所载诗歌小辑(分别为4首、4首、7首)、《中国新诗》所载《城市的舞》等3首诗,均以发表时间的先后或刊物的实际编排顺序编入。或可一提的是,《漫漫长夜》一诗,未曾入集,其初刊本亦未署写作时间,但诗文集本将发表时间署为“1940年4月”,不知何据。

三 诗句(网络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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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晚年诗歌的编年问题也比较突出。穆旦晚年作品均是本人逝世之后被整理发表的,其中约有40%的作品没有标注确切的写作时间,存在编年问题;同时,作品的编排也带有比较突出的编者意愿,“将两首写作时间难以确断的作品编入1975年,又将两个有确切写作时间的作品分别编排在1976年写作的首位和末位,中间贯穿着若干写作时间无法确定的作品,可谓是包含了某种人为的编辑意图”,“目前所见穆旦晚年写作图景乃是个人写作、时代语境和编者意愿共同融合的一种奇妙混合物”。前引关于穆旦晚年诗歌汇校的长文对此已有专题讨论,此处不再赘述。
相较于晚年诗歌的编年问题,穆旦前期诗歌所涉及的诗歌更多,不过除了《隐现》等少数作品外,其编年问题并不算突兀,因此本文将编年后置为一种总体背景,而主要基于汇校展开——鉴于穆旦诗歌的异文非常繁复,实际讨论将予以分类,先谈各类技术性问题,再根据修改的程度次第展开。
二、异文分析(一):各类技术性的问题
所谓技术层面的因素,大致指各类作者本人意愿之外的因素。有些因素看起来比较明显,如语言衍化现象、书写与印刷等;有的则有其隐秘之处,有待更细致的梳理。
1.语言衍化现象
现代汉语衍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某些现象,如繁简体、异体、通假等,均会形成一定量的异文。如“反覆”,一般即写作“反复”,这可说是跟通假和简化有关,“覆”与“複”可通假作“復”,“復”可简化作“复”。不过,检视发表穆旦诗歌的相关报刊,多写作“反覆”,也有写作“反復”的情形。其他的,如表示疑问的“哪里”往往写作“那里”,“和谐”往往写作“合谐”,“年轻”往往写作“年青”,此外,还有“做”写作“作”“像”写作“象”(“好像”)“相”写作“像”(“像片”)等。凡此,《穆旦诗文集》多半是基于现代汉语的习惯用法而径直做出改动。不过也有的复杂情形被保留,比如“底”字。“底”(音de)为助词,用法与“的”(音de)大致相同,用在作定语的词或词组后面,表示对中心语的领属关系。这种用法在现代中国较多出现,但现已基本上统用为“的”,“自然底梦”即“自然的梦”。在《穆旦诗文集》的一些此类情形中,“底”被直接替换为“的”,也有部分“底”保留。
2.书写条件、印刷技术、新闻审查等方面的因素
现代中国印刷条件往往简陋,文稿又为手写体,难辨的字迹或排印技术均可能带来错误。有观点认为:“我们今天对现代文学文本的初刊本或初版本的校勘,事实上常常是在纠正当初排版中的误排以至作者原稿中的笔误”。[14]诚如其言,穆旦诗中的不少异文,有些即可明显见出是当初书写或排印错误所致,如“噪音”误排为“燥音”,“急躁”误排为“急燥”,“怒放”误排为“努放”,“盛开”误排为“盛里”,“雄踞”误排为“雄距”等。对此,《穆旦诗文集》基本上是采取直接订正而不予说明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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